“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幼年吟诵这些古诗时，我们已隐约知晓以农耕为主的农耕文明对华夏先民的重要意义。其实渔业文化也是我国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

　　渔业文化是指人们在长久的渔业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渔村景观、渔具、渔船、渔服、渔饰等物质文化以及与“渔”相关的风俗、神话传说、节庆文化、文学艺术创作（如渔歌、渔舞、渔谚、渔民号子、渔民画、诗歌、剪纸艺术等）、渔业管理制度与法规、渔民组织、捕捞与养殖方式方法、渔业交易习惯等非物质文化，共同构成了我国渔业文化朴实而生动的画卷。

　　眼下正值渔业收获的时节。每年此时，我国沿海多地都会举办隆重的开渔节，欢送渔民开船出海，祈愿渔业丰收。这欢庆的节日，同时也是一个传承的时刻。渔业文化——历经几千年不中断的华夏民族传统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

尝试养鱼 鱼图腾成为多子多福的象征

　　我国的渔业文化萌发于旧石器时代。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鱼骨。其中，有一块草鱼上眶骨上钻有小孔、涂有颜色。这表明，当时的先民们不仅在湖泊中打鱼、以鱼肉为食，还用鱼骨制作饰物，赋予了其文化功能。

　　到了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的渔猎活动与所食鱼的种类都变得更加丰富，他们不仅发明了大量用于捕捞鱼类的鱼镖、鱼钩、渔网、鱼舟，还开始了养鱼的实践。距今5500年的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出土的多个土池表明，那时的先民已经在尝试暂养鱼类了。

　　同时，在这一时期的多处遗址中，均发现了记录捕鱼方法与经验的鱼图。其中的一些描绘了燧人氏捕鱼、伏羲氏教人结网等神话传说，这反映了先民们通过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提高生活质量的美好愿望。

　　在那个新生儿夭折率极高的时代，鱼也因其强大的生殖力成为人们信仰与崇拜的对象。在仰韶文化中，鱼图腾具有多子多福的含义。仰韶文化的重要遗址——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了被用作儿童瓮棺棺盖的彩陶鱼纹盆，鱼图腾在此处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半坡先民对生育和家族繁衍的重视。

设立禁渔期 鱼被赋予富足美满的含义

　　商代晚期，我国先民已开始在池塘中养鱼，这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开始养鱼的国家。我国最早的与鱼相关的文字也出现在商代。在商代都城遗址殷墟中，出土了甲骨文“渔”字和象征拉网捕鱼、持杆钓鱼的象形文字。

　　西周时，我国已设立专门的渔官。据《周礼·夭宫》记载，渔官有“中士四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青三十人、徒三百人”。他们既负责捕捞鱼类供王室享用，还负责征收渔税与渔业政令的制定。周代对捕鱼的时间和方法都有严格规定，夏季鱼类繁衍，为禁渔期，其他季节捕鱼亦应有度，不可竭泽而渔。这体现了时人对大自然朴素的敬畏。此时，鱼的形象也已出现在餐饮器具上。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中藏有一件西周鲤鱼尊。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立体鲤鱼造型青铜器，在西周时作盛酒器之用。

　　战国时期，在今江浙等地，养鱼已十分普遍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占重要地位。因为鲤鱼可以在人工池塘中自主繁殖，所以当时人们养殖的鱼类以鲤鱼为主。公元前460年左右，范蠡作《陶朱公养鱼经》，详细记载了鲤鱼的养殖方法。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养鱼著作。养鱼的普及使得鱼这一食材在人们饮食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战国策》中提到，齐人冯谖投至孟尝君门下做食客，因对生活待遇不满，乃“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食无鱼”作为一则表达待客不丰或不受重视、生活贫苦的典故流传至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鱼已成为当时齐国人餐桌上的一种常见食材。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工养殖的发展，鱼所具有的神秘感逐渐消失，鱼的形象被赋予了富足美满的含义。铜鼎、铜盘等礼器和餐具上大量出现鱼饰与鱼形铭文，玉鱼、蚌鱼成为较为普遍的随葬品……鱼形纹样和装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此外，鱼在当时还是一种广受青睐的贺礼。据记载，孔子得子时，鲁国国君送来几尾鲤鱼道贺，孔子“嘉以为瑞”，遂为其子取名鲤，表字伯鱼。

渔业技术精进 稻田、基塘式养鱼法产生

　　秦代以来，我国的淡水渔业持续发展。到了汉代，养鱼的环境已从小池塘扩展到了河流与湖泊。据东晋时的《襄阳耆旧记》记载，湖北襄阳地区以木栅拦河道养鱼，所出产的鳊鱼十分肥美。除了在更为广阔的水域养鱼，据考证，我国先民在东汉末年很可能已经开始了稻田养鱼的实践。《魏武四时食制》中有云：“郫县（今成都西北）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唐代的《岭表录异》中亦提及，广东一带将草鱼卵置于水田中，以田中杂草养鱼，并言明此法“既为熟田，又收渔利”。

　　唐代之前，我国先民所养殖的淡水鱼以鲤鱼为主。唐代，因“鲤”与皇族之姓“李”同音，故法律规定，捕到鲤鱼必须放生，贩卖鲤鱼应受罚。青、草、鲢、鳙4种鱼取而代之，成为人们新的重点养殖对象，史称“四大家鱼”。这4种鱼习性相辅相成，适合混养，在养殖中可以充分利用空间与天然饵料。此外，它们还具有适合大众食用、生长迅速、抗病能力强等优点。

　　至宋元时期，包括鱼苗运输、鱼苗与成鱼混放密养在内的一整套“四大家鱼”养殖技术已日臻完善。元代《王祯农书》辑录的《养鱼经》中，介绍了从鱼池修筑、管理到饲料投喂的一系列养鱼之法。与此同时，人们对鱼类疾病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北宋大文豪苏轼在《物类相感志》中有“鱼瘦而生白点者名虱，以枫树皮投入水中则愈”的记述。除此之外，观赏用金鱼的养殖也开始发展起来。

　　明清时期，淡水养鱼技术不断精进，《养鱼经》《农政全书》《广东新语》等书均对当时的经验技术进行了总结。同时，人们还发明了将种植业同池塘养鱼相结合的基塘式养鱼法。据明万历年间的《粵大记》记载：“近年蚕桑之家，将地挖深，泥复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蓄鱼，桑叶饲蚕，蚕矢（粪）饲鱼，两利俱全，十倍于稼。”此法通过桑、鱼、蚕的相互作用，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提高、生态平衡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现代农业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影响范围扩大 含义与应用不断拓展

　　从秦代至清代，鱼的文化含义随着渔业的发展不断丰富，从原始的生殖崇拜到笼统的祥瑞意象，又细化为了用于贺年的“年年有鱼”，用于贺喜的“双鱼吉庆”，寓意招财进宝、逢凶化吉的“鱼龙图”，寓意登科及第、飞黄腾达的“鲤鱼跃龙门”，寓意金玉满堂的“池塘游鱼纹”等。一些鱼类也因其突出的特征，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含义。例如，胭脂鱼背鳍似帆，寓意一帆风顺；鲤鱼产卵多，寓意富贵有余；鲫鱼的“鲫”与“吉”谐音，寓意吉祥如意。

　　与此同时，渔业文化的影响范围也从高高在上的宫廷扩展至民间。随着社会风气的日趋开明，奉祀神鱼、纹鱼祈福、佩戴鱼符、鱼传尺素等上层社会的文化习俗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在更广阔的空间、更多人的慧心创造中，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建筑、家具、玩具、餐具、节日提灯、书籍、信件、织绣、年画、剪纸……渔业文化从多个领域融入了百姓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其应用场景越发广泛，应用形式越发丰富。

　　不仅如此，渔业文化也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素材。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以“渔”作比、托“渔”言志。《吕氏春秋》中，大臣雍季以“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作比，向晋文公陈述其做事不可只顾眼前利益的观点。“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借这幅寒冬“渔”图，表达自己在流放中孤傲不屈的心境。“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唐代诗人张继以深夜江上孤独的渔火入景，抒发了自己身处乱世、漂泊无依的愁思。“桃花流水鳜鱼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苏轼以这幅春日江边垂钓图，展现了渔父悠然自得的生活状态，抒发了自己对这种生活的向往。“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北宋名臣范仲淹通过描写世人钟爱“鲈鱼美”，却不识渔民之艰辛，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公与自身的忧国忧民之思。

　　在我国古代的文学和艺术创作中，渔人还与樵夫组成了经典意象——“渔樵”。其中，渔人的形象通常与老庄思想紧密关联，代表着一种超脱、隐逸的生活方式。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庄子》的《渔父》篇和《楚辞》中。

发展现代渔业 保护与传承渔业文化

　　我国的渔业文化有着几千年未曾改变的内核，那就是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以及通过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过上幸福生活的朴素愿望。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这内核更是弥足珍贵。

　　近年来，随着现代渔业的发展，我国的水产品由紧缺变为富足，水产养殖产量连续32年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最大的水产品加工和出口国。同时，我国水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也稳定向好，相关标准不断完善。“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如今，得益于人工养殖技术的进步、加工及毒素测定标准的规范，我们无需“拼死”即可放心地享用令苏轼品尝后长叹“也值得一死”的河豚。

　　在“生产”鱼之外，渔业文化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保护。为维护水体的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水生生物种群资源，确保渔业的可持续发展，1995年起，我国开始在黄海、渤海以及东海海域实行伏季休渔制度；1999年，南海海域也开始实行；2019年起，我国实现了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七大重点流域禁渔期制度全覆盖。这一系列休渔、禁渔制度的实行恰恰体现了我国渔业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

　　目前，我国已有4个涉及渔业的农业系统——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009年，妈祖信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无为鱼灯舞、渔民谢洋节（祭海）、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天门渔鼓、疍歌等渔业文化遗产也已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为保护海洋渔业文化，我国于2019年设立了国家级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区。人们可以通过参观保护区、博物馆，参加一年一度的开渔节、开江节与冬捕节等与“渔”相关的文化活动，了解传统渔业文化，感受其独特的魅力。

　　但与此同时，在我国的很多传统渔区，随着渔民转业、渔村转型，渔业文化与其中深藏的那份对自然的敬畏如同风中摇曳的渔火，难以找寻到栖身之所。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洁曾指出，熟悉传统渔业生产并留存相关生产生活记忆、传承渔业文化技艺的中老年渔民，如今正随着渔业的转型发展逐渐退出生产并老去。如不进行及时和有针对性的保护，渔业文化将面临断裂失传的风险。

　　去年7月，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出台相关政策。希望在政策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加入研究和保护渔业文化的队伍，将这火种传承下去，让它成为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一份珍贵的财富。

　　（王莎）

　　《中国食品报》(2024年09月06日06版)

　　(责编：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