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餐制公筷制双筷制并不是新鲜事物，以历史的视野回望古往今来天下无新事。分餐制曾在中华大地实行了至少三千年，而会食聚餐也就是一千多年。

　　伍连德，被称为中国防疫第一人，也是华人世界第一个诺贝尔奖候选人，他1915年提出“公勺法”，1935年倡导“公筷法”。1920年，《申报》讨论分餐倡议使用双筷，至今已过去漫漫百年。分餐制公筷制双筷制在近现代的推行一波三折并不顺利。1988年甲肝在上海大流行之时，推行分餐、公筷公勺呼声高涨;2003年非典后，分餐制公筷制喧闹一时后无疾而终。瘟疫、传染病总是让文明的顽疾和历史的伤疤显露无遗。非典发生17年后，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被人淡忘的餐桌文明重回公众视野。一百多年后的当下，同样面对瘟疫的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同样面临分餐合餐、公筷双筷的选择，我们和那个时代的国人是否有同样的焦虑和迷茫?

　　新冠肺炎大部分是通过呼吸道传播，但唾液里有大量的病毒。从流行病学专家的角度，防止病从口入，分餐制已刻不容缓。“不分餐，在疾病面前，就是裸奔。不做就要承担后果。”最近，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的“金句”再次刷屏。这位网红专家坚决地认为分餐制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就是要做。

　　一百多年来，分餐公筷双筷的推行时隐时现、几番轮回。我们在引以为豪的饮食文明体系中自洽满足、自圆其说，守着现实的痼疾，遥望科学的方向，却总也跳不出餐桌文明的舒适圈。如果生存与健康是文明的基础成为共识，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再以传统观念约定俗成为名拒绝改变?

　　国人的固有思维，分餐比合餐显得生分，席间少了热闹;公筷和双筷，食客又觉得多了麻烦。这些都增加了餐饮管理的成本。现实反映的深层次问题一直是餐桌文明推行的拦路虎。破解难题首先要观念到位，分餐公筷双筷仅仅是习惯养成问题，并不复杂，如同推行垃圾分类，开始生疏麻烦，习惯成自然。其次，要算大账，公众养成良好饮食习惯，减少传染病传播，于国于民效益巨大，每年能节省上百亿医疗资金。分餐相比合餐更节约粮食、减少浪费，更可实现营养搭配。这些益处最终惠及每个民众。更为重要的是，餐桌文明要真正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切勿流于形式走过场，要有制度保障、切实可行。

　　上海近日出台分餐制度管理规范，1000多家餐饮门店率先提供分餐服务，有企业研发出适合分餐的菜式，目前着力推广四种分餐方式，包括分餐位上、分派式、自助餐式、公筷公勺。如此更多尝试推广，疫情过后，中餐在美味基础上特别加持卫生健康，餐饮业有望实现新的升级。

　　刘慈欣在《三体》中写下: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在有限的岁月里跳出文明舒适圈创造新文明和在现实安稳的文明中得过且过，两者截然不同。疫情逼迫文明走出自恰，而文明也在与疫情的对冲中前行。希望肆虐全球的疫情结束后，我们迎来一次崭新的餐桌文明跃升。 （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