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肥胖流行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数据显示，全球约40%的成年人和我国大于50%的成年人及约20%的学龄儿童肥胖或者超重。多年来，世界卫生组织（WHO）、国家卫健委等国内外部门机构大力推动肥胖防控工作。日前，在第四届“一带一路”全球健康国际研讨会暨丝绸之路大学联盟2022健康论坛举办期间，全球专家学者云端相聚，就肥胖防控现状和措施进行探讨。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彭宁顿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名誉教授唐娜·瑞安（Donna Ryan）表示，肥胖是一种慢性病，其病因是能量平衡管理失衡。在目前的环境条件下，有些人容易肥胖，而有些人则不容易。有关美国年轻人的一项研究显示，通过18年的观察，致肥环境在增加体重上有很大影响，18年后，95%的年轻人会增加至少1个BMI单位。体重的增加会引起很多并发症，如生物机械性的损伤关节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还有一些负面的健康效应，包括心血管系统疾病。为了有效预防肥胖，必须重新塑造致肥环境的多个方面。

　　“WHO提出的‘到2025年成人和儿童肥胖患病率零增长’这一全球目标，目前看来是实现不了的。”世界肥胖联盟（WOF）首席执行官约翰娜·拉尔斯顿（Johanna Ralston）表示，WOF对于全球肥胖防控的战略性目标主要有4个方面，包括同国际社会去进行广泛的呼吁，使各国政府能够认识到肥胖防控的重要性；应将全球肥胖防控领域的相关方都联合起来；进行肥胖防治相关的能力培训；进行信息的采集以及相关知识的传播。WOF政策部主任汉娜·布林斯登（Hannah Brinsden）强调，肥胖预防的政策可以降低患病风险、减少治疗后复发的风险、降低罹患更严重疾病的风险、提高人口健康。汉娜认为，没有一个政策可以适合所有国家，需要因地制宜，让多个部门参与进来，这对于制定和实施政策非常重要。

　　“肥胖不仅是科学问题，或者说是政府监管所导致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国家卫健委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营养处处长、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副秘书长徐娇介绍，多年来，我国从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和个人行动4个方面着手，推动扭转肥胖增长率不断上升的趋势。一是强化政府责任，加强部门协同。加强营养健康教育，塑造营养健康支持性环境，推进食物供给侧改革。二是强化社会责任，加强社会共治。建设营养健康文化，提供健康管理工具，提供营养诊疗服务，建立激励性措施机制。三是强化家庭和个人责任，增强健康行为意识。增强营养健康意识和理念，养成健康行为方式，进行自我健康管理。

　　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主任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全球健康研究院院长王友发表示，虽然我国已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相关防控政策和行动方案，但肥胖及相关慢性病问题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数据显示，中国成年人中肥胖和超重率从1992年的20%增长到2018年的51%，预测到2030年将达到65.3%。由于肥胖超重导致的医疗费用预估到2030年将达4000亿元，约占总医疗费用的22%。为此，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在今年5月发布了《中国居民肥胖防治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

　　王友发介绍，《共识》提出中国肥胖防治行动建议15条，包括动员全社会参与，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创建健康支持环境，促进全民健康膳食；营造全民健身氛围，加强体育活动；开展全生命周期肥胖防治，关注重点人群；优化健康体重管理，完善健康防控服务体系等内容。此外，《共识》还针对相关机构和个人提出促进中国居民健康体重管理和肥胖防治工作的行动建议。“中国应对肥胖流行的挑战，要以‘健康中国2030’规划为指导，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调整优化健康服务体系，坚持政府主导，动员全社会参与，实现全民健康。各级政府部门和机构应强化责任，加强支持性环境建设，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同时，还要扩大国际交流合作，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王友发如是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母义明建议，应在具备条件的各级医疗机构设立超重肥胖症门诊，提升防控、诊治与管理能力，促进学科发展；同时，鼓励支持超重肥胖药物的研发与注册，让广大患者能尽早使用上安全有效的药物。结合现有超重肥胖人群流行病学调研数据，围绕心理健康、求学与就业状况及疾病相关社会与经济影响等方面，组织相关学术机构深入开展中国超重与肥胖人口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基于肥胖对全人群健康、社会、医疗系统及经济的整体影响，建议将肥胖作为独立慢性疾病列入《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和《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中。此外，可从城市试点入手，对超重肥胖防控进行管理，推动超重肥胖防控工作在基层落实。

　　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副主委、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何更生补充说，如今我国已经有了一系列顶层设计，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让这些政策落地。“过去主要通过面对面的形式进行科普宣讲，例如小讲座、线下个体咨询等。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发挥互联网以及精准医学等数字化新手段来更好地开展肥胖防控工作。”

　　此外，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副主委、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儿童慢病管理中心名誉主任米杰表示，自1985年以来，中国儿童肥胖增加了50倍。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易肥胖的遗传体质；另一方面，暴露于致肥胖的环境因素，包括不健康的膳食模式、身体活动不足、饮食行为习惯不健康、睡眠不健康、饮酒等其他不健康行为以及增塑剂、空气污染等外环境暴露。“控制肥胖不是最终目的，因为肥胖是儿童发育过程中的偏移之一。最终目的是要呵护儿童健康发育。”米杰说。

　　特别是，农村儿童群体的肥胖防控工作应当给予关注。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张建端说：“以前我们认为城市儿童的肥胖率比较高，实际上0—6岁的农村儿童肥胖率已经超过了城市的同龄儿童了。有报道显示，农村儿童1/3的能量来自于零食。”张建端认为，背后的原因包括农村儿童家庭消费能力提高，但家长的认知水平、健康素养仍欠缺；线上销售渠道便捷，农村地区的市场监管和规范化的管理相对较困难等。因此，农村儿童的营养质量以及低质量零食问题亟待引起关注。“希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未来能够更加关注农村儿童健康和发展的公平问题。”张建端说。

　　（韩松妍 王佳仪）

《中国食品报》(2022年06月29日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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